分類
每周一書

化整為零

一瓢書店《華氏451度》
序言書室《清點每一個人》
閱讀時代《臺灣之春》
繪本童樂 / 七份一書店@東南樓 呵呵癒心書架《藍色大樹》
七份一書店@大南街《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解憂舊書店《岩波茂雄傳》
神話書店《廣場與塔樓》
艺鵠書店《行出一小步:從我到我們的社區實驗》
夕拾x閒社《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Bleak House Books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

在新時代的來臨下,我們眼見許多主流媒體因為新時代法律而被查封,或解散,其中就有一向以新書推介向書店徵文的立場新聞。作為獨立書店,我們也關心在立場新聞欄目【獨立書店每周一書】的去向,以往立場新聞一直以此欄目,向我們邀稿介紹書籍。但我們更希望,不管在哪個時代,不管奉行哪條法律,都能掮負起傳播知識及社會交流的責任。所以我們將繼續繕寫、編輯【每周一書】的工作,而我們這一周的介紹,將以「化整為零」(decentralisation) 作為主題。

在「去大台」或「威權管治」的年代,「化整為零」可以說是民間社會傳播知識、承傳文化記憶、促進社會交流的一種策略﹕不仰賴官方權威,不仰賴同一性的書寫、出自個體而非由上而下的自發活動,相信民間承傳知識的方法和技術。台灣文人和抗爭者,曾以「化整為零」的書寫策略或抗爭,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閱讀時代介紹胡慧玲的《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就記錄戒嚴時期爭取民主自由的個體,如何面對嚴刑、審訊和威嚇,仍不低頭地堅持,直至迎來了民主的春天。七份一書店@大南街@1.7book.tns(夜露死苦)推介朱宥勳的《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則是一部關於臺灣戒嚴時期九位作家如何寫作的故事,講述在一首詩只要有暗示也足以坐牢的年代,背景命運各異的作家們怎樣發展出不同的寫作策略。

解憂舊書店The Book Cure關注書店發揮的「化整為零」作用,特地介紹安倍能成的《岩波茂雄傳》,這本書記述了日本著名書店「岩波書店」的歷史,它的創辨人岩波茂雄面對日本社會在哲學上的貧乏,如何從舊書店變成出版社,以大量哲學、科學、文學等領域的袖珍書,實現向日本社會傳播知識的宏願。在書中,岩波說出讓人銘記於心的座右銘﹕「做一個比懼怕任何事情都更懼怕真理的人。」神話書店則在尼爾‧弗格森的《塔樓與廣場》裏,看到兩種社會交流的形態﹕一種是由上至下的階級垂直權力(塔樓),而另一種則是橫向連結無邊界的下層網絡(廣場)。後者結構切合了今日的主題「化整為零」,它既受惠於媒體的發展(如印刷術的發明或互聯網),但也不是沒有弱點的。

與上述書相比,《行出一小步》更接近我們,它講述元朗區的社會實驗,也記述了20多個社區行動者的故事,可以推介本書的艺鵠書店 ACO Books,如何珍視本土社區「化整為零」的經驗。而繪本童樂 Kadey Jadey和七份一書店@東南樓 @1.7book.tnl(呵呵癒心書架 @heiyinhoho),則同樣介紹伊朗繪本作家 Amin Hassanzadeh Sharif的《藍色大樹》,故事中一株大樹因受民眾喜愛,而被專橫的國王砍掉,換上自己的肖像,令我們想到身邊發生的事情。但藍色大樹並沒有被消滅,而是在每位民眾家中重新茁長,也呼應了「化整為零」的意義。

「化整為零」可以是民間策略,也可以政權控制社會,或獲取更大權力的方法。夕拾x閒社 Mellow Out推介Jung Chang, 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主角毛澤東可謂把「化整為零」運用於權力鬥爭的權謀家,也透過「化整為零」的群眾運動,將大權集於一身。序言書室從經濟學家Andrew Whitby的《清點每一個人》,看出歷代政府怎樣透過人口普查控制社會,掌控經濟力量,從而被稱為統計科學和政治算術。

如果我們不再關心「化整為零」以傳承知識的途徑,我們也會失去寶貴的公共知識財產。一瓢書店Jat1 Piu4 Bookstore 揀選了科幻小說家Ray Bradbury 的《華氏451度》,提醒我們那個知識份子變成流浪漢、消防員防火燒書的世界,並不遙遠,但就算在最嚴峻的/如果我們不再關心「化整為零」以傳承知識的途徑,我們也會失去寶貴的公共知識財產。一瓢書店Jat1 Piu4 Bookstore揀選了科幻小說家Ray Bradbury的《華氏451度》,提醒我們那個知識份子變成流浪漢、消防員防火燒書的世界,並不遙遠,但就算在最嚴峻的環境中,仍有一群「書人」為了保存書本的記憶,每人背誦一本書,承傳書本的記憶。清明堂 Bleak House Books現已結業,但仍撰文表達他們對這個主題的看法。他們在美國作家Philip Roth的文集與訪談錄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找到一篇名為‘Reflections on the Death of a Library’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批評其出生城市議會停止資助並關閉該市公共圖書館的決定,當中也涉及思考圖書館對大眾共享知識的意義,例如為何要準時還書等。這尤其令我們反思自己,有沒有重視身邊各種知識傳承的平台。

一瓢書店 Jat1 Piu4 Bookstore:Ray Bradbury 《華氏451度》

近日新時代法律令許多媒體解散,讓我們看到一個趨勢﹕政府正動用立法或法個人都以書名命名,一個人背誦一章,甚至一本書。有時候一條村子就等於一本經典。

這些書人自己成為了圖書館,這樣才能把知識留在政府燒不到的地方,他們相信腦海中的文字是種傳承,總有天能重新把這一字一句,一份份的感動從口中吐出,印回書的型態。但在那之前,要好好保存。

想起化整為零,我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書人們一人背誦一本書,以自己的記憶成就書與文字的傳承。但我卻忘記書名了,寫稿的時候以為書人這個概念出自《偷書賊》,一直在網上搜尋也找不到什麼,尤其這些年習慣諸事問谷哥,當谷哥把紀錄燒了,當我們不再閱讀,這不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燒書嘛?

嘗試了近一小時,才巧合看到介紹,看到機械獵犬,畫面從腦海中浮現,不知道是自己的想像還是電影的片段。這本書我以為自己沒看過,卻只是忘了書名。好的故事總會留下烙印,然後在需要的時間成為慰藉。我才發現,我有一部分什麼是以書構造。書原來這麼重要。

人是犯賤的,不被剝奪,就不會思考,也不會發現這些陋習。一樣事物的消逝雖然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但對於書,希望我們不需每人分工背誦,才不至讓這些文字消逝。

序言書室 Hong Kong Reader:Andrew Whitby《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  》

近日新時代法律令許多媒體解散,讓我們看到一個趨勢﹕政府正動用立法或法令的近日新時代法律令許多媒體解散,讓我們看到一個趨勢﹕政府正動用立法或法令的工具,想重新管控民間社會。當然,政府對民間社會的管控措施,古已有之。澳洲經濟學家安德魯‧惠特畢著作《清點每一個人》所談及的「人口普查」,就是政府管控社會的鮮明例子。

哲學家傅柯晚年時曾談論過近世政府控制人口、邊界以及國家安全的權力操作,但早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就已經有城邦或國家進行過人口普查,其目的是為了開徵稅項。埃及法老雅赫摩斯二世(Amasis II,公元前六世紀)奠定以人口普查保持國家繁榮的做法,甚至為雅典羅馬仿傚。摩西五經〈民數記〉記載摩西基於上帝旨意進行人口普查,但後來大衛王也為了徵兵而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聖經記載這觸怒了上帝,說明了人口普查也有其宗教和世俗權力之間的衝突。被羅馬統治的猶太人也因同樣理由而起義。而後來英國一直有進行人口普查,從較早期諾曼第統治者為抽稅而編寫的《末日審判書》(11世紀),到17世紀經濟家佩第(William Petty)的人口普查研究,人口普查都有其政治術的目的,佩第甚至將它形容為「政治算術」。

透過閱讀這部人口普查史,我們可重新思考很多涉及科學計算的政府管治技術。人口普查令人產生這樣的錯覺﹕以為可以透過它的科學實證方法判斷社會意識型態或政策是否科學,如十八世紀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曾以人口論批評孔多塞的科學進步觀﹔但它又成為國家以人口增長及社會經濟問題為名對嚴厲管控社會的理由,例如七十年代後的中國或納粹時期的德國。雖然人口普查無法99.9%準確點算出人口,但仍是討論「集權」(centralisation)或「化整為零」(decentralisation)時,無法繞過的課題。

Hong Kong Book Era:胡慧玲《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bookcover_臺灣之春

第九章〈血腥風雨〉,摘取了商禽的詩〈音速——悼王迎先〉:「有人從橋上跳下來。// 那姿勢凌亂而僵直,恰似電影中道具般的身軀。// 突然,在空中,停格了1/ 2秒,然後才緩緩繼續下降。原來,他被從水面反彈回來的自己在縱身時所發出的那一聲悽厲的叫喊托了一下,因而在落水時也只有悽楚一響。」蒙受不白之冤的自殺者。(也包括,遭刑求打死後假稱畏罪者。)

閱讀前幾章文獻式的叙述時,只隱隱作悶。直至這詩,忽然有種被狠狠攪痛的感覺。半夜搜捕、放逐綠島的無期徒刑、槍殺、將自盡咬斷的舌頭縫補、疲勞審訊、毆打……劇痛想像襲擊腦海,異常鮮明地。

七、八〇年代,臺灣經歷國民黨蔣氏家族的獨裁政治,展開了長達三十六年五十六天的戒嚴時期。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陳文成案,這些關鍵詞疊加成民主、自由、平等的天秤他端——暴力、殘害、死亡。犧牲。我們須擁有犧牲的覺悟。推薦序裏,陳健民回憶獄中書簡其中一句是:「臺灣人配得民主」。百年間,臺灣社運人士、報刊業界、律師、作家等普羅民眾抵受針毯般的恐懼攜手前行,方換來今日之春。闃黑中,香港人如何摸索未來?或就如臺灣。化整為零。當公共領域愈加無可依持,就讓被打碎的個體化成野草,在各自崗位栽植價值與勇氣。並相信春天的到來。 胡慧玲:《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臺北:春山出版,2020年)

繪本童樂 Kadey Jadey: Amin Hassanzadeh Sharif《藍色大樹

我們每天看著消失,即使在過往中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在這時刻,面對著種種不安與無力,把本來已脆弱的人心重重擊倒。翻開這本繪本,在看似憂愁的藍色中尋找希望,從一棵藍色大樹開始。

它屹立在城市中心成長,生長的樹枝不經意地穿過城市裡的每一個家庭,貫穿城中所有街道和屋子。慢慢地,藍色大樹變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大人小孩,鳥兒蟲獸,同樣非常喜愛這棵大樹。偏偏城市中的國王對它極度憎恨,只因它的光芒蓋過了自己。國王認為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能比自己更受歡迎。

國王決意將大樹砍掉,希望從此令它永遠在每個人民的心中消失。自此,藍色大樹的樹枝不再出現於城市開放的街道,卻散落在每個人民的家裡重新萌芽,繼續茁壯成長。

有些東西,當擁有時總不覺存在的價值。然而,當失去時卻發現是不可或缺。作者所調配的藍色,顯露點點神祕而憂鬱的感覺,看到最後更多的是,對未來寄予希望和憧憬 ─ 藍色大樹代表著即使是如何渺小,卻是抹滅不掉的希望。即使大樹倒下,但是樹枝仍然留在每個人的心中。

「幸好這世上仍有抹滅不了的東西。」

七份一書店@東南樓 @1.7book.tnl(呵呵癒心書架 @heiyinhoho ): Amin Hassanzadeh Sharif《藍色大樹》

《藍色大樹》是個簡單的寓言繪本,比起兒童,更適合成人閱讀。故事講述有棵遍佈城中各處的藍色大樹,居民都十分喜愛大樹,成為城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國王卻因此不滿,下令砍掉大樹,換上自己的雕像,無論居民怎樣阻止也是枉然。讀到這兒,以為會人心惶惶,被砍的樹枝再次生長,每根樹枝都自成一樹,遍地開花,令全城變成一大個森林。作者是一位伊朗人,他透過藍色大樹表達家鄉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以及對極權社會的控訴。書背記著「幸好這世上仍有抹滅不了的東西」,不知大家會想起什麼,但也定會很有共鳴。相信重要的價值不被抹滅,是因為不會只有一個個體為此努力,但願人人心存盼望,能由一根樹枝自發成長為樹,一同不懈追求。

七份一書店@大南街@1.7book.tns(夜露死苦):朱宥勳《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極權要你噤聲,再憤怒卻也講不出聲。不能寫了,不能說了,也只是暫時的,但還可以看吧,可以閱讀吧。臺灣戰後被國民黨統治,經歷了多年戒嚴,那些作家在那個時候,寫了甚麼?做了甚麼,才能寫下去?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寫了九位戒嚴時期作家的故事,文筆很精練帶點幽默,不熟悉台灣歷史的朋友也不必太擔心。只是幻想那個時期,被日本佔領數十年,上學全部學日文,然而有一批本土作家在戰後終於希望可以發表作品,但文壇卻又被外省人(1949後來臺)佔據,再加上戒嚴時期思想管制,發表空間極窄,一首詩政權覺得你暗示就足以讓你坐牢,這樣困難的時期,作家們是如何寫出作品的?

九位作家背景各異,命運也有別,有遠奔海外如聶華苓,又有如堅持統一的陳映真,是回顧大時代時,檢視何謂「文人風骨」時不可多得的好書。也是時候讓我們統整一下,遠眺著,也還有許多選擇。

解憂舊書店The Book Cure:安倍能成《岩波茂雄傳》

眼見熟悉的公信媒體一一殞落,作為書店應秉承傳播知識及促進社會交流的角色。慶幸的是,近年獨立書店遍地開花,五光十色,絕對能「化整為零」默默努力發揮知識傳遞的力量。一路以來,當我書店遇到困難時,我都提醒自己勿忘初心,最好就是參考前輩的經驗。岩波書店是日本老字號的書店及出版社。《岩波茂雄傳》一書詳述岩波書店創辦人一生。作者和岩波茂雄是從學生時代起的好友,對岩波的生平及書店的發展有深入的認識,又訪問了多位與岩波相關的親友。書分幾部分說明岩波一生,從創業以前,書店經營與發展,岩波的社會生活及私人生活。岩波書店在1913年開業,起初是一間小小的舊書店,經營一年後,岩波茂雄說服大作家夏目漱石將新作《心》交給他出版。憑藉精益求精的理念與近乎理想主義的態度,使岩波書店很快就穫得良好的口碑,受到讀者肯定。之後芥川龍之介、伊藤佐千夫、幸田露伴等名家均為岩波書店的作者。除名家著作,出版《哲學叢書》也開創當時日本的潮流,岩波說:「正值我國思想界的混亂時期,我想這種混亂來自於哲學的貧乏,出版叢書的目的正是為普及一般哲學知識。」今天人們何嘗不是哲學貧乏,真要多讀書不要白費前人的心血。書店另一特點是創立「岩波文庫」叢書,將原本10日元一冊的圖書改為一冊1日元的袖珍裝訂本,大眾化價錢,旨在向大眾普及經典文化名著,這為業界爭相仿效,如當年香港相當流行的袋裝書。岩波書店肩負起從哲學、科學、文學多角度為日本人傳播文化和知識的重任,能成為今日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社之一,這與創辦人岩波茂雄的為人性格不無關係,他畢生追求真理和正義,在軍國主義時代,仍不諱強權和壓迫,堅持立場。他也經歷過出版物遭檢舉受審。反戰的他主張:「以道義為根本的、文化繁榮的社會必須是人類的理想。權力不能戰勝道義,利劍也無法斬斷思想。」晚年有雜誌問及他的座右銘,他說:「做一個比懼怕任何事情都更懼怕真理的人。永不失去思慕真理之心。克服我執,仰望真理之光,終生努力。在悠悠的宇宙間享受人生,願脫離煩惱俱足的境地,哪怕瞬間。參天地之大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朋友啊,莫輕易慨世、厭世,為人亦是歡樂之事。」他的座右銘值得我們—不只書店同業,還有所有讀者—學習。我樂見香港獨立書店百花齊放,也感謝序言書室延續「每週一書」的生命。

神話書店 Dionysus books:Niall Ferguson《廣場與塔樓》

作者尼爾·弗格森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專長為經濟史、帝國史。曾出版過多部暢銷作品,往往能借鑑豐富的歷史發展脈絡去對比詮釋當代議題。該書探討橫跨五百年,從古騰堡印刷術發明後知識流通而釋放出大范圍的改革力量,至現代網路社群爆發的能量。正如書名,塔樓是由上至下的階級垂直權力,而廣場則是橫向連結無邊界的下層網絡。本書聚焦的「網絡」,並不只於現今認知的互聯網,而是交織於歷史中大大小小的網絡,是由人與人之間因應不同的目的、信仰、興趣等而凝聚的「圈子」。作者希望打破傳統帝王將相式的統治階級歷史,而是發掘存在於下方城鎮廣場的網絡,因為他們的自發、創新、靈活使革命性的想法得以傳播,中心壟斷得以瓦解。

印刷術的發展引致教義解讀的開放,宗教改革如撒下一張大網,之後驅動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又是科學家和學者通過交換知識資訊而結集的一張張細密的網絡。地域網絡打通後,有別於官方掌控的東印度公司,私人貿易提供的連結能更深入開拓貿易網絡。本書配以豐富的圖表說明網絡理論,例如網絡中的節點如何起到關鍵作用。美國獨立戰爭裡一個資訊傳遞人,成為關鍵中介者(即網絡節點)的原因是他在共濟會的傳統社交連結。但也因此,如果一個網絡的重要節點被擊破,則網絡也因應斷裂。

作者希望通過研究規模較小、傳播較慢的這此昔日網絡,再理解現世代那些規模龐大、傳播迅速的網絡 – 特別是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究竟是快樂的自由解放時代,抑或是醜陋的無法無天時代。階級、網絡的興起與衰落在歷史上是不斷交替取代的過程,但也正因群眾網絡的不可預測和多樣性,網絡的形成也是生生不息。保持對生命的熱情、對理念的堅持、對興趣的投入,人與人之間於此連結。

提示:本書閱讀難度屬中等,適合對歐洲歷史有基本概念的讀者。

艺鵠書店 ACO Books:一小步《行出一小步:從我到我們的社區實驗》

化整為零地行動,不是零碎,而是積極地從自身的一小步出發,在公共視野下,「做得幾多得幾多」。

《行出一小步》是突破機構於2018年的出版,輯錄了「一小步」這個在2013年成立,既是媒體亦是社會實驗的探索和紀錄。

書本包含了20多個社區行動者的故事,有在元朗街市開店實踐生活教育的生活書社;有只售過期食品的Green Price;有為殘疾朋友度身訂做銀包的Mosi Mosi無事無事研究所等等。當中有些單位已結業或轉形,從實驗中進化。

從各個故事中,我們看到「小」不是體積評估,而是發問的開端——我們最「小」可以嘗試什麼?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最「少」可以做什麼。

夕拾x閒社 Mellow Out: Jung Chang, 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化整為零可以是應用於生活的策略,也可以是戰爭的策略,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寫道:「 一般地說來,游擊隊當分散使用,即所謂化整為零。」

本週推介張戎與丈夫喬・哈利戴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共產黨創黨史,一個殺掉七千萬異見者的政治家的另一面。

毛澤東,這位一度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統治者,他曾自稱導致至少七千萬人在和平時期死亡,其真實面貌至今仍在雲遮霧罩中。以《鴻》聞名全球的傳記作家張戎,與丈夫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歷時十二年,走訪11國逾30間檔案館,用12年時間整理資料,搜集了難以數計的中外文獻史料,採訪了各國元首、毛澤東親友、歷史見證人、共產黨領袖等數百人,經過嚴謹考證,完成了這本罕有的巨著,書中亦有65幅揭露重大歷史場面的珍貴照片 。

這是一部中國現代史波瀾壯闊的長篇畫卷。它展示了毛澤東戲劇性的一生,揭示了大量聞所未聞的事實:毛為什麼會加入共產黨;他怎樣坐上了中共第一把交椅;他怎樣一步步奪取中國;他又如何籌劃運作,意圖進軍世界。毛澤東跌宕起伏的上升史,中共最高層的具體決策過程,共產主義於中國崛起的完整內幕,毛發動包括文革等各種政治運動的前後,大躍進時期三千八百萬人餓死的根源,都一一再現。

作者不僅還原了一個活生生的毛,跟他有關的其他人物──斯大林、蔣介石、毛的副手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也在作者筆下各具特性,栩栩如生。關於毛的私生活,妻子兒女,本書更披露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毛的妻子楊開慧關於毛的八篇書信等迄今仍嚴密封鎖的珍貴史料。書中收錄的六十五幅照片,許多來自各國檔案館,囊括了毛的人生關鍵片刻。

清明堂 Bleak House Books : Philip Roth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

When I learned that the theme for this inaugural edition of Hong Kong Reader’s book recommendation column was ‘decentralisation of knowledge’, I thought right away about an essay the novelist Philip Roth once wrote in which he criticised the decision of the City Council in Newark, New Jersey – Roth’s birthplace – to defund and shutter the city’s public library.

The essay was called ‘Reflections on the Death of a Library’ and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1 March 1969, but later reprinted in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an early anthology of Roth’s works and interviews.

To some, Roth’s essay about a public library might appear to be a curious selection for this theme. After all, there is nothing less decentralized than a public library as a repository for knowledge: a large, bureaucratic state institution whose flow and diversity of information are subject to state policies and budgets.

Indeed, since 2019 we have seen books once openly displayed and available for borrowing in public libraries around Hong Kong being buried and hidden from public view because the state has redefined what constitutes a book fit for circulation and study within the community. It is a development that will almost certainly increase in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in the coming years.

Yet it is not so much a library as a physical institution but as a public institution that gives meaning to the phrase ‘decentralisation of knowledge’. To Roth, a public library was an experiment in the ‘idea of communal ownership’ or ‘property held in common for the common good’ which was what made it the cultural and civilizing treasure that Roth believed it was.

As Roth explained it: ‘Why I had to care for the books I borrowed, return them unscarred and on time, was because they weren’t my property alone, they were everybody’s. That idea had as much to do with civilizing me as any idea I was ever to come upon in the books themselves.’

And it occurs to me that even as we consider the things we will need to do to decentralise the storage and flow of information so that they can be preserved and studied by other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e values that should guide us in this endeavour. And ‘for the communal good’ is perhaps as good a value as any in that respect; one that is grounded in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rigor, and compassion rather than brute force and egoism.

It is, after all, the same value that gave us the modern public library in the first place, but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it is what makes us unique as humans – thinking, feeling, and scrappy as 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