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二零二三年三月，香港政府解除口罩令，大家都不用戴口罩。這引申很多討論﹕對於誓死反對「口罩令」甚至各種防疫措施的人來說，這固然意味着行動和身體上的自由。但更多的人會基於適應期或安全的緣故而暫時繼續戴口罩。這也反映出該個體更重視哪種倫理觀﹕堅持身體自由的人最重視個人權利，而繼續戴口罩的人，既有職場互動的原因(如教育界或服務業認為受眾較接受戴口罩，學校家長害怕學生交互感染)，有政治疑慮的原因，也有個人衛生的原因。有人說這三年大家已被法例規訓，好像不戴口罩出街就不行，戴口罩的人似乎出於搏奕思維，結果反而延續了法例的規訓。
有人說這三年大家已被法例規訓，好像不戴口罩出街就不行，戴口罩的人似乎出於搏奕思維，結果反而延續了法例的規訓。但戴罩或除罩，都只不過是因為一紙政策，除下口罩，是否就能呼吸自由的空氣﹖這次留下書舍建議大家讀一讀《口罩下的香港人》，讓我們從歷史紀錄中，各自「調查」。
三年戴口罩的日子，對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單是身體，在心理上，也無法接受看清一個人的面目，也令我們和別人互動失去很多帶來信任的事物，例如微笑。繪本童樂透過繪本《微笑商店》，讓我們瞭解微笑的重要﹔而解憂舊書店以蒂芬妮．史密斯的《情緒之書》說明情緒對溝通的重要，並說戴上口罩令人無法知悉對方的情緒。
說到規訓，又怎能不提法國思想家傅柯的《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感謝獵人書店介紹這一經典，讓我們思考人類社會如何從刑罰轉變到規訓和監視。夕拾X閒社則閱讀區家麟的《潮池》，透過當中對科索沃戰爭現場的書寫，看到香港人的口罩情意結源於安全感，即使如區家麟般走到烽火之地旅行，亦已是不容易。最後，序言書室這次介紹美國專注文化研究的作家暨記者彼得森寫的《集體倦怠》，反思資本主義職場文化造成千禧世代對工作的「倦怠」，再反觀這個除罩後依然「集體倦怠」的疫後社會。
留下書舍 Have A Nice Stay：《口罩下的香港人》
那個罩，終於除下。花了這麼久的一段時間，怎樣解都解不下來，卻在某人突如其來的一聲令下（其實也不是突如其來啦，看到澳門有所行動時，大家其實都心中有數吧），就解下來了。
有人說，這是代表疫情終於完結。但其實「口罩令」只是政策，除非你認同所有政策都是完全依據疫情發展，純科學地規劃執行，不然的話，除下罩，是否代表病毒一夜消失？戴上罩，又是不是代表惡疫橫行？大家又是心中有數。
呼吸稍自由的空氣固然歡欣，但際此除罩之時，我們也可以同時回望這幾年來，疫下港人的處境，亦反思這幾年的政策規劃。政府拒絕獨立調查疫情始末，我們自己從歷史紀錄中，各自「調查」吧。
推介給大家，由一群記者所寫的《口罩下的香港人》。
繪本童樂 Kadey Jadey：喜多村惠（Satoshi Kitamura）《微笑商店》
微笑，是一種美好而又神秘的表情。它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肢體語言，可以表達出內心最真實的情感。有時是一種喜悅的表情，可以讓人感受到開心的氛圍；有時也能表達安慰的表情，可以讓人帶來力量和勇氣。
某些時候，微笑的背後也可能是痛苦和悲傷。當我們遇到失落和傷痛時候，我們可能也會用微笑來掩飾自己的情感，讓他人看不出自己的痛苦。這樣的微笑卻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微笑商店》裡的小男孩，想用努力儲下來的零用錢，買一份禮物送給自己，但是久久未能找到自己心愛的禮物，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最終，小男孩在「微笑商店」找到最滿意的禮物，帶著微笑回家。
在真正除下口罩的日子，像是久違的微笑，終於在身邊再次重現。無論在這一刻，你的微笑是喜或悲，發自內心的微笑沒有偽裝，沒有壓抑，只有自己最真誠的感覺，讓它成為表達情感最真摰的方式。
解憂舊書店 The Book Cure：蒂芬妮．史密斯《情緒之書》
口罩令算是最後解除的防疫措施，我認為持續戴口罩對社會影響深遠。除了考慮個人身體自由權利，各種法規命令邏輯上是要考慮實際需要及效果，不過這些年來大家已知道世界並不是跟隨邏輯運行，因此我放棄理性討論，想說說感性的影響。強制戴口罩對我最困擾是無法辨清對方的情緒，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與人溝通除了語言，閱讀面部表情十分重要，口罩明顯阻礙了表情展示，這使我與人溝通時也不知如何反應，你究竟想𠶧？我相信這對兒童發展影響更大。「懂得辨明判讀他人的情緒，似乎讓自己的情緒顯得沒有那麼特別和孤單。」整個疫情，口罩就像把所有人的情緒遮蔽模糊了，唯有從《情緒之書》了解一下情緒是什麼一回事。書裡介紹了156種情緒，從神經心理學、考古、社會輿論、文藝作品、流行文化等出發，加以描述和定定義。情緒原來是現代人的發明，學者們在十九世紀初才正式使用‘emotion’來理解身體。書是以小品文形式探討百多種情緒，饒富趣味，例如我們現在流行說：「你唔尷尬，尷尬就係人哋。」 的尷尬－‘embarrassment’這個字在一七五0年代開始被採用，是當人發生失禮的舉措之後，說話結巴和眼睛死盯地板就透露出的心理狀態，而臉紅更是人盡皆知的尷尬表情。作者詳細講述臉紅的因由及達爾文對臉紅和尷尬社交之間的關聯。也提到容易感到尷尬的人比較具有利他精神，會尷尬是因為知道羞恥。人類是感情的動物，這些情感表象下的思維和欲望是多麼精彩。世間最美麗是看到人面上的笑容，無論是開心的笑、尷尬的笑、虛偽的笑，都能掃走城市的抑鬱，請大家不要吝嗇，多展示笑容！
獵人書店 Hunter Bookstore：Michel Foucault《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本來選擇遮蓋面容與否，是個人自由，但當牽涉影響全球的疫情，又變了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
時隔三年，全球（香港接近包尾）可以再度獲得自由選擇的自由，卻因為這三年的討論、監管和懲罰，戴與不戴變得不再這麼簡單。
這時候沒有比看近代最著名思想家之一傅柯的著作再適合不過了。其著作《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先是由古代酷刑講起何謂刑罰，再如何隨時代演變為規訓或監視的社會。
假若你對除與不除自己的心理變態有疑惑，這本書或許幫到你。
夕拾X閒社 Mellow Out：區家麟《潮池》
解除口罩令，除下口罩的一刻，人是一樣的人，大部分人依然戴著口罩；除下口罩的一刻，空氣卻不是一樣的空氣，不用再吸著過濾了的空氣；除下口罩的一刻，似乎跨過了疫症那條無形的界線。除下疫症的面罩，不乏計劃旅行，出走，探索新世界。而新聞工作者——區家麟早於多年前浪遊多國，舉筆摘寫《潮池》，記錄行走於戰場、瘋人院、極地等等的非凡之旅，以及出走的哲理反思。
在作者旅行之中，他走到科索沃邊境，看到這個自治省對獨立的渴求，一心想脫離塞爾維亞，內戰一觸即發。在戰場上，採訪的記者沒有甚麼特權，唯一的特權——就是狙擊手的籠中之物，作者抵達邊境時，已聽到記者被躲藏於高樓山林暗處飛來的子彈殺死，伏擊者總惱恨外國記者誇宣「塞族人種族清洗，屠殺科索沃人」，亦害怕著他們戰敗的屈辱會反被記者的筆槍掃殺，所以先發制人。
作者沒有槍，記者走在烈光之下；狙擊手抱槍，他們埋在暗泥之內，唯只有烈風斜光掀起暗泥，讓他們暴露出來，揭示暗中的怯懦，鍛練勇氣之力。「戰爭扭曲人性，也可能揭示了最深刻的人性本質。」三年口罩，重覆戴上和摘下，成了日常的習慣，甚至變成一種安全感，當我們仰賴安全感時，也許是最不安全之時。環境許多的資訊，重重覆覆的出現，不知不覺的馴化，我還是我嗎？我還是有意識地選擇自己的生活嗎？勇敢出走，抱旅人之眼，細察事物，打開心思，任疫後的新光，掀起內心暗角的固土，或許是疫症後要面對的課題——時勢允許，我們都是時候出走一下了。
序言書室 Hong Kong Reader：安妮‧海倫‧彼得森《集體倦怠》
三年口罩生涯，終於結束了。不知有沒有香港人會說懷念﹖不過在疫後世界，普遍社會都會感到「倦怠」。說來「倦怠」似乎是當今資本主義的常態，韓炳哲的《倦感社會》就講述資本主義講求「績效」的社會只會產生一個「倦怠社會」，從小時候開始，就要力爭上游搶學位，畢業出來要加班工作、或者從事低薪甚至無償的見習工作。而在這幾十年來，無論發達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下一代人不像上一代人那樣子承父業或為餬口而工作，而是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但職場上的低資、超時工作性質，又逐漸消磨你的工作熱情。
安妮‧海倫‧彼得森的《集體倦怠》，就以美國社會這幾十年來職場文化的演變，解釋「集體倦怠」怎樣形成。這種「倦怠」主張是指「千禧世代」對工作沒有熱情、夢想，正是這十年間香港社會經歷全球經濟模式所導致的相同後果，當然有些現象與美國社會的不同。對我們來說，超時工作早已是心照不宣的義務，在世界榮景的九十年代，香港絕大部份零售業機構，都要求最少一週六天工作。有趣的是，倦怠現象也有代際對抗的性質，嬰兒潮世代責怪作為下一、兩代的千禧世代，工作態度不認真，可是入職工作的薪酬愈來愈低﹔另外，父母不斷向子女灌輸「贏在起跑線」的想法，但高學歷的人才，最終還是要靠人脈才能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給我們許多虛假的希望，比如對自由職業者的浪漫想像，比如科技(尤其是社交媒體)對社會人際關係的落空承諾。安妮‧海倫‧彼得森是位專攻文化研究的作家與記者，她主要在BuzzFeed擔任資深文化撰稿人。她在書中援引大量相關著作及事例，以充滿同理心的筆觸，鉅細無遺道出這世代面對的倦怠問題，從中可以理解到，所謂的「倦怠」(比如hea做、轉工等現象)，其實是資本主義職場文化帶來的扭曲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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